欢迎关注创事记的微信订阅号：sinachuangshiji 文/胡剑龙 来源：Epoch非虚构故事（ID：epochstory2017） 腊月27，我拖着一只巨大的黑色行李箱，从印度班加罗尔回到湖北洪湖西岸的家乡，这是我四年来首次在老家过新年。
在键盘上敲打这篇文章时，我才意识到，过去三年的新年，我不是在世界各地旅游，就在筹备去旅游。
2015年新年前，规划去刚果（金）采访，因签证延误，在燕郊的公寓里，我度过一个焦躁的新年。
三周后，在印度洋上的桑给巴尔岛，对着蓝宝石一样虚假的海面发呆时，我接到电话，公告我拿到去美国的奖学金。
这是我折腾史的开端。
2016年新年，在华盛特区北郊一个叫银泉的小城，我给班上十多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和老师做了一顿豪华中式快餐。
这是我频密的旅游里，难得的静谧时分。
近期的2017年新年， 我在印度。
但大年初中一年级那天，我是在新德里去孟买的火车上，还是停驻在令我咳嗽不止的新德里，记忆完全失焦。
总之，过去一年，我的生活，就像永远不缺意料之外的印度火车，脱离了一个35岁的中国青年的正常轨道。
现在，我生活在印度南部高原的一个比北京还拥堵的新兴城市，但我更想称那里为家。
而江汉平原上的这个普通村庄，是家乡，更要紧的意义，是我爸爸妈妈、奶奶和姥姥依旧生活的地方。
催婚，并不是中国特点 在大家村，我是正面典型，也是反面例子。
好好念书，就能像叔叔一样，去海外。
在不少场所，我被当着榜样，展示给我的侄儿侄女（嗯，还有侄孙）。
在他们面前，我是个符号，代表常识改变命，或者，寄托着村里同龄人的单纯梦想，去远方，跳脱出当下生活的种种限制。
当然，我没告诉他们，海外或许并非美国，还大概是印度一个由各种玩笑和蔑视组合起来的国度。
反面跟我未婚有关。
小时玩伴里，不少人的孩子快初中毕业了。
什么时间结婚？该结婚了！在和乡邻碰面不能不打声招呼时，这类玩伴永远是最直白的。
我不时在朋友圈调侃家乡的催婚戏码。
其实，对待婚姻的态度，伴随阅历见长，我变得愈发从容。
男士角色可能给我了一些便利，更要紧的是，我已从全人类高度认识这个像难民一样具备常见意义的问题。
催婚还真不是中国的特殊国情。
在印度，这个问题同样令青年头疼。
索赫妮，印度知名女记者，来自加尔各答，我在新加坡亚洲记者项目里的同学。
你爸爸妈妈催婚吗？和她在新加坡的食客中心喝啤酒时，我问她。
她说，就由于婚姻问题，她没法和爸爸妈妈在一块生活，她选择和祖母住在一块。
和你不同，大家女人身体里，成天有个闹钟在哒哒响呢。
非常不幸，在印度，逼婚、催婚的重压大多落在女人头上（至于为何不是男士，后面会讲解）。
这次回乡，爸爸妈妈和姨妈好像达成某种默契，催婚调门不再像村头的高音喇叭。
临走时，爸爸也只不过拐弯抹角：今年家需要重新装修下吗？ 我不了解，这是表弟表妹们不断洗脑的结果，还是乡村社会的进步。
印度爸爸妈妈和中国爸爸妈妈 到家当天，妈妈指着院子里晾着的两条秋裤，说这是你姐给你买的。
从印度回国前，几番和她通电话，大家在秋裤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路线之争。
在美国那年，我变成了一个流行的、忠诚的不穿秋裤主义者。
妈妈得知，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里，我居然不穿秋裤，她吓坏了。
这两年，大家没为这个少吵，在她看来，秋裤维系健康，婚姻则是安身立命之处，一样都必不可少。
自从我游历的国家愈加多，妈妈对外国的印象愈加抽象，但也愈加具体。
在她眼中，外国分两类：需要穿秋裤的和不需要穿秋裤的。
美国是前一类，印度是后者。
无论在秋裤还是婚姻问题上，根据印度标准，我都是个不折不扣的忤逆子。
为何印度男士没有逼婚的问题？主流价值里，自由婚姻仍未被广泛同意，包办婚姻到今天大行其道。
给自己儿子物色一个适合对象，更多被觉得是爸爸妈妈的责任。
不只一次，我问班加罗尔的年轻司机们，你谈恋爱没？ 回答没。
那你不着急结婚吗？ 司机笑笑，我妈妈会给我找的。
假如说，印度司机宽容包办婚姻，我尚能找出理由，譬如，没受过高等教育，观念还没有开化。
但印度精英阶层，在欧美留学过的海龟，同样不排斥包办婚姻，就令我困惑不已。
另一位在美国的同班同学，2016年12月，她弟弟在德里结婚，她专门赶回去。
后来得知，她的弟媳是从印度相亲网站上找的。
不过，他弟弟在德国工作，他爸爸妈妈经营着他的账号。
类似状况在印度十分常见。
中国城市的爸爸妈妈在相亲角里为子女举牌吆喝，印度爸爸妈妈的依据地则在相亲网站，紧盯电脑屏幕。
包办婚姻背后，也折射着家庭的权力结构。
在家庭场域，印度爸爸妈妈比中国爸爸妈妈享有更多权威。
回到家，我和爸爸妈妈说话，就仿佛在通电话。
说不了几分钟，大家就当着面挂断了。
长期的独处和异国旅程，疏离感成了我个性中的新基因。
一旦被浓烈的情感包围，我变得非常不自在。
不过，新年期间，无论我起床，还是入睡时，妈妈好像永远在厨房忙碌。
我甚至吃到了自己家里地里的新鲜蚕豆。
4月份收割时，妈妈把它们装在塑料瓶里，急冻，在冰箱理里待上大半年，等我和姐姐一家聚齐，然后解冻，和浓烈的散装白酒一块下喉。
妈妈做的家乡小吃，米团 在湖北老家，新年必不可少藕。
为了让大家吃到口味更佳的藕，妈妈没去市场买。
去年，妈妈下荷塘，从淤泥里挖出来几十斤。
妈妈用她调制的食物和我对话，大家仿佛都习惯了这种对话方法中国式的对话方法。
在地上打滚的人 和妈妈相比，我和姥姥更近些。
她已卧床四年多，精气日渐暗淡。
每次离开她，我都感觉，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回家的动力，相当一部分来自她。
站在姥姥床头，父母里短，我更自然。
反之，和爸爸妈妈的交流，好像还堵塞在青春期。
我大概算第一代留守儿童吧。
1995年，我开始上初中，靠种十几亩水稻，家入不敷出，更不需要说我未来的教育。
1990年代开始，农业税费开始在湖北急剧增长。
同时，农商品价格低迷，农民开始大面积抛荒。
这场系统性危机被学者温铁军称为三农问题，即所谓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湖北作为传统农业大省，粮食生产主要依赖腹地江汉平原，家乡成为媒体解剖三农问题的切片，年年上南方周末头版。
给总理上书的著名乡镇书记李昌平，和我来自同一个镇。
爸爸妈妈那时候出过最远的门，是省会武汉。
妈妈一个字不识，他们都不会说中文。
但，1995年新年后，爸爸妈妈决定去深圳养鸭，自此，他们缺席我敏锐的青春期。
爷爷奶奶和姥爷姥姥虽然没办法填补爸爸妈妈的角色， 他们成为青春期的在场者。
姥姥家离我家直线距离不到两百米，她和奶奶的角色并无差别。
大年三十夜，姥姥告诉我，她想回自家春节，即便在女儿家住了这么久，她仍不习惯。
但，假如她能站起来回自己家春节，恐怕也会失望，现在的年味已经非常淡。
在老家，只有两项乡俗未被抛弃：三十晚上，吃顿年夜饭；初中一年级那天，给在世的老人拜年后祭祖；几年碰不到面的家族成员，在坟头上一块烧纸钱、放鞭炮。
这项仪式对我有特殊意义。
那些新添的坟头，就像沉默之书，讲述家族里的变故。
去年的新亡人是大伯，年前刚去世。
去年9月，在他家门口，我见过他最后一面。
他那时刚做完手术，手里摊着一本杂志。
妈妈说他脑筋和耳朵都不可以了，我吼着问他，了解不了解我是哪个？家乡风俗，夜里要在锅里点一掌灯 他没犹豫，答出我乳名。
但，后面任凭我吼什么，他再没答一句话。
我到今天不解，他到底是怎么样认出我。
2000年左右， 爸爸妈妈在深圳养鸭失败后，他们到湖南浏阳走街串巷收废品。
大伯一家也干着同样的营生。
有回，去他们家串门，远远的看到大伯拉着一满车废铜烂铁，正在上坡，身体几乎要蹭到地面，伯母则在后面弓腰往上推。
这个情景令我震惊，2001年，我考上大学，多少与在浏阳受得刺激有关。
父辈们在异乡的遭遇，提前催熟我。
上坟前，妈妈在厨房里回忆，当年我去大学报到前，大伯还给我50元当路费。
我不了解，这需要多少车废品才能换回来。
这有对常识的尊重，也有对我的期望。
刚到班加罗尔时，在一家临街咖啡店，我和远在美国的土耳其裔导师通过电话，她问我：你怎么样克服内心恐惧下这个决定到印度来的？ 正月初中一年级，上坟时，我在烧纸钱，浓烟熏得睁不开眼，大伯母站在旁边，不了解是和我还是大伯说话，一辈子啊，都是在地上打滚打过来的。
她意思是说，大伯一辈子都在打滚求生。
这也是我要传递给我导师的准确答案，由于我也是个在地上打滚的人。
阶层 大伯的丧事是爸爸一手张罗的。
他过世时，他的大儿子、我的大堂哥在海南，另外两个儿子分别在贵州和湖南。
爸爸在村里当会计，新年前，为了几十块钱的排灌费，大堂哥到我家，和爸爸起了争执，差点把我家桌子掀了。
大堂哥已不年轻，50出头，但还像年轻时一样莽撞冲动。
我读三年级那年，县里特警在夜间摸进大家村，大堂哥和十几位年轻人人被一网打尽，成为县里著名的流氓团伙，他们还因此上了《知音》杂志。
在90年代末，在老家，村村之间的械斗仍非常常见。
大堂哥和他那些同案犯们，无一例外都是狠角色，不占上风从不停手。
犯罪事实中的一条，因一块琐事，打到邻村，把他们的房屋拆了。
大堂哥们嚣张跋扈的去拆人家房屋时，必不可少大家这类跟者的尾巴。
家人一度很担忧我，怕步大堂哥的后尘。
只有在市场经济的春风以不可阻挡之势吹到村里，青年的精力才被消耗到流水线上。
现在，在适应了城市步伐后，我的堂哥和同龄人，也小有收获，大多在沿海区域经营早餐店。
在村里，我常常被一种虚假感笼罩，我的归属该和他们一样，在深圳或者厦门的街头卖早点。
其中的机缘，或者只能由命讲解。
就像我的前同事袁凌所书，命像是一副巨大的筛篮。
这也只不过我如此乡镇年轻人的矫情。
但从家乡出发，我没上过学的妈妈，扛着被褥行李去深圳养鸭；从家乡出发，我的兄弟们在深圳的工厂边摆起一个早餐铺子。
从家乡出发，我无论是途经华盛顿，还是新加坡，现在在印度班加罗尔做一个要面向亚洲地区的科技媒体。
这并无本质差异。
可能是由于来自中国最底层，我仍然不适应印度依旧分明的等级规范。
帕拉维艾亚尔曾是《印度教徒报》常驻北京的记者，她曾写作《烟与镜：亲历中国》一书。
在书中，她写到一对在胡同里扫卫生间的安徽夫妇。
他们并未因我们的工作而感觉低人一等。
而在印度，工作依旧和身份有强烈的关联。
在班加罗尔，假如你薪资超越2500元人民币，就能请得起一位佣人做饭、打扫卫生。
由于他们的薪资只有200到300元。
与中国保姆不同，印度佣人具备天然低人一等的意识。
譬如，大家在聚餐时，曾多次邀请印度佣人和大家一块享用，但从未成功过。
在中国，当下不平等的根源可能来自户籍规范，而在印度，仍与敏锐的种姓问题有关。
回老家前一周，我在印度北部旅游，在颠簸的乡村公路上两边，油菜花已经盛开，田间散落两层砖楼，像极老家的风景。
印度北方的农村 在比哈尔邦的菩提迦耶，我待了四天。
白天，我在小镇上的一间咖啡店内工作，傍晚到菩提树下静坐。
菩提迦耶之于佛教徒，就像麦加之于穆斯林。
佛祖悟道的菩提树，依旧枝繁叶茂。
后来的佛教徒们，在树下修了摩訶菩提寺。
菩提迦耶的摩訶菩提寺和菩提树 立在摩訶菩提寺门口的一块碑铭，记录着佛祖一句平淡无奇的话：人是不是成为婆罗门，唯一能决定的，乃他在世的行为，而不是出生。
佛祖出身刹帝利种姓，仅次于婆罗门。
他在2000多年前就试图实行平等革命，而到今天，这对印度底层出身的人而言，仍是桎梏。
你在印度挨打过吗 正月初中三年级，离开老家去岳阳东站坐高铁，姐夫在开车，我和姐姐坐在后排。
她问我：还在印度待多长时间？ 无论在中国抑或印度，这是我遇见的最频繁的问题。
我常犯难，由于口袋里并没具体计划，某年某月离开印度。
但提问者，无论中国人还是印度人，背后隐藏着一致的假设：印度只不过我的中转站，此地不适合久留。
看看多少印度裔在美国吧。
中国人对印度的盲目厌恶和优越感，则来自印度糟糕的卫生条件、时刻处于失去控制状况的交通情况与骇人听闻的强奸案件。
中国和印度互为镜像。
中国基础设施的进步确实让人震惊。
即使大家老家偏僻的湖乡小村庄，自来水、公路已经通到每家每户。
爸爸说，今年村里会通上管道天然气。
而在班加罗尔，即使市区最繁忙的商业街HOSUR路，也是坑坑洼洼。
不要说管道天然气，我在班加罗尔的家做饭，只能买液化石油气。
而买一罐新气，你需要提前一周向加气站申请。
即使这样，每次在中国待上一周，我便迫不及待的想回班加罗尔。
这听起来像是某种印度受虐症。
但，不能不说，中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可以让在印度过得远比中国舒坦。
在印度，尽管政府所提供的服务一直不佳，但只须你有钱，就能生活得非常滋润。
因此，大部分德里家庭，只须负担得起，都会购用户用发电机与在花园里配备自用管井，以备停电、停水之需。
警察工作不力，所以很多家庭都请了私人保安。
帕拉维艾亚尔写道。
在印度生活一年，她给我的回报远不止于此。
2017年是中印关系数十年的低谷。
自去年6月中旬，两国军队在中国和不丹边界对峙，一直持续到8月底。
近三个月时间里，甚到今天年新年期间，仍有人不断问我：那段时间，有没印度人打你？ 我一直尝试讲解，印度东北七邦的民众，是蒙古人种。
和大家长相几乎完全相同，因此，在大街上，非常难分辨出你是印度人和中国人。
我没讲解的是，两国关系不在状况，但我从未因中国人的身份，感觉到普通印度人的敌意。
在洞朗对峙期间，我从班加罗尔机场去孟买出差，经过安检时，保安先是和我用日语打招呼，发现我是中国人后，硬是拽着我，要我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下nihao，教了他四五遍，才肯放过我。
在班加罗尔大街上，常常发生交通事故。
和中国不同，一旦出现类似情况，所有些人都会冲过去搭一把手。
这类在场的察看，捅穿了我对印度的刻板印象。
印度依旧贫穷，但在一些方面，也值得中国尊重和学习。
在印度，我也重新开始查看中国。
两国关系紧张时，也未阻挡中国企业对印度的热情。
当两海外交部宣布对峙结束，腾讯就公布了对印度最大电子商务Flipkart的投资计划。
阿里在印度的动作更早。
Paytm号称印度支付宝，现在估值仅次于Flipkart，早在2015年，阿里就已注资Paytm。
不止是阿里、腾讯这类巨无霸，今日头条、滴滴、美团均已进入印度。
中国资本和企业在正重新塑造印度的创投格局。
而印度的创业企业也开始对中国产生浓厚的兴趣。
2017年11月，我在北京接待了印度最大的连锁茶饮企业Chai Point。
我携带它的开创者Amuleek去参观了三里屯的喜茶店。
大家三个人买了六杯茶，Amuleek还把喜茶的杯子带回印度去研究。
中国科技企业走出国门，进入印度、印尼和全球市场，在新兴市场掀起波澜。
这是这个年代非常重要的现象。
但遗憾的是，中国媒体却集体失语。
当资本外贸流动变成正常状态，中国科技企业变得愈加国际化，中国媒体已被甩在浪潮之后。
这导致中国和海外市场巨大的信息落差。
在班加罗尔的一年，我明确看到这个巨大的裂缝，这也构成我创业的基础。
让外面知道的科技进步，同事，也帮助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的道理上，提供有价值的资讯。
回印度之前，我在面试一位印度记者时，给他写邮件说，大家目前从事的工作，谈不上改变世界，但，大家要改变近况。
